吕春祥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清波

2022年对于碳纤维领域而言是极其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国产碳纤维终于成为市场主流，国产份额首次超越进口量。

作为碳纤维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山西煤化所）研究员、碳纤维制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吕春祥预测，碳纤维国产替代的趋势将会越来越强，中国大陆企业占据全球产能半壁江山指日可待。

“很多人低估了碳纤维研发的难度。过去，我们一直跟着日本的脚步走，始终慢一拍，而第三代高强高模高延伸率碳纤维的研发竞赛，才是我们实现从跟踪仿制到自主技术体系跨越的标志。”近日，吕春祥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从“跟跑”到“并跑”

碳纤维被称为“黑黄金”，具有力学性能优异、耐高温腐蚀的特性，是实现运载火箭、航天器、大飞机、兵器舰船等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推动新能源、交通运输、体育健康等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的引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碳纤维生产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甚至不得不承受每公斤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2005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碳纤维技术和产品实行更严格的禁运，导致我国高端碳纤维领域陷入“无粮可用”的境地。

困境之际，山西煤化所接过碳纤维研发的重任。2005年到2008年3年间，吕春祥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攻克T300碳纤维工程化关键技术，开发出集生产工艺和关键装备于一体的国产化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随后，团队又相继突破了T700、T800等系列高性能聚丙烯腈碳纤维产业化技术，并成功实现了技术转移转化。

吕春祥表示，每一代碳纤维技术迭代周期都非常长，第二代碳纤维T800产品1984年诞生于日本，直到2009年才在波音787、空客A380客机上大规模应用，市场应用端足足对其考验了25年。在打破技术封锁到并驾齐驱的过程中，吕春祥团队将极长的研发时间大幅度缩短。

“最近几年，我国和日、美先后提出研发第三代碳纤维，这一次有望彻底扭转国产碳纤维发展的被动局面。”吕春祥说。

山西煤化所是中国碳纤维技术研发的一支重要力量。2012年，该所与太钢集团合作从事高端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生产、研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曾专程视察了太钢集团山西钢科T800级碳纤维生产线。

每次来北京参会，吕春祥都会带上一些碳纤维羽毛球拍、碳纤维头盔等新产品，这些产品的原材料碳纤维很多出自山西本地。碳纤维也成为山西的一张高科技名片。吕春祥表示，碳纤维领域的艰辛探索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缩影。

特殊领域技术攻关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最近，吕春祥又一次聚焦碳纤维产业和技术。他表示，我国碳纤维产业发展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大而不强、重复建设严重、行业缺乏全产业链均衡发展、国际化经营还未起步的问题亟待解决。

吕春祥认为，继2010年第一轮碳纤维产业热潮后，近年来又出现第二轮产业高潮，但社会资本的“过热”进入，导致产业技术“同质化”现象严重，低端产品产能扩张加剧，加上国外对我国民用碳纤维产品不定期的禁运和倾销，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大。

“而这种恶性竞争的风险，不利于碳纤维产业发展壮大，急需国家相关部门介入。”吕春祥说。他回忆，2008年前后碳纤维国产化攻关大会战时，在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下，才打破了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

吕春祥表示，山西煤化所扬州碳纤维生产基地挂着“发挥优势，大力协同，锲而不舍，不辱使命”的标语，把当年的会战心得凝聚成为科研文化，特别是在当前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脱钩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大力协同”这个法宝更应该拿起来。

扎实调研才能提出科学意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平日里，吕春祥除了要组织课题攻关外，还密切关注近期落地山西的碳纤维企业，围绕新材料、科技、能源、环保话题开展视察、执法检查、调研活动。

2018年起，吕春祥每年都要到多个省份开展执法检查，每年一个检查主题。“对待不熟悉的领域，在学习了解之前不能轻易下结论。”调研路上的学习，让吕春祥在材料研究之外掌握了更多知识，也让他将目光投入到煤炭、能源等关键领域。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现状，吕春祥有自己的思考。他被邀请担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评审专家，经常“毙掉”自己认为技术成熟度不高的产业项目。

吕春祥表示，科技成果转化要有一套完整的技术成熟度评估体系，简单来说，技术成熟度分9级，实验室级别的一般为1~3级，工业化的项目在6级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时就要扪心自问“支持的这个项目时机到底对不对、市场成熟不成熟”。吕春祥认为，提出专家意见，必须要有一把实事求是的标尺放在心间。

吕春祥表示，科技项目投资一定要有国际眼光和站位，筛选出有前景的科技领域，特别是立足于山西省内，科技经费花在刀刃上，这需要科学思维。